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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2.8億居民使用不安全飲用水”，這一被廣泛傳播的“新聞點”，事實上僅僅是“中國人群環境暴露行為模式研究”報告中的一個數據而已。其之所以成為輿論的核心關注項，并不難理解：相較于模糊的語言表述，最為直觀的數據顯然更具傳播優勢，而“2.8億”這一占到總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數量，本身就意味著關注度；更為重要的是，由于長期以來環境信息公開上的封閉狀態，這一數據也意味著一種期待已久的突破，比如備受關注的“毒土地”面積，至今仍是一個迷。

  但很顯然，人們對于水污染乃至整個環境狀況的知情權與知情欲，顯然不止于此。比如，這2.8億人口如何分布？不安全飲用水到底有多嚴重？是哪些因素造成？有怎樣的具體危害？這些都是比一個大數字更“接地氣”的知情對象。而要給出這一類“數字背后的數字”，就必然要牽涉到時下一個傳播度頗高的概念：“大數據”。

  何謂“大數據”？不同的應用領域對應不同的解釋。在環境監測上，我們至少以這樣理解，它包括污染的嚴重程度、類型、交叉程度、分布區域、危害、所波及的人數等各種具體數據和基于數據之上的綜合分析，從而為環境治理和環境信息公開找到一條更為便捷與高效的路徑。

  建立“大數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當前已處于傳統環境風險與新型環境風險并存的時代，如果依然延續傳統的治理模式，已經很難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治理需求。如受規劃和產業布局的影響，一些傳統產業所制造的環境后果正在急遽凸顯，傳統監測手段已面臨難度；而霧霾等現代型環境風險的出現，也自然為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且新舊環境風險往往是交叉進行，比如霧霾就可能牽涉到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如不采用“大數據”分析，建立立體的治理框架和信息公開機制，環境危機的應對就難免力不從心和低效。

  我們對于無處不在的污染和危害究竟知多少？前段時間紛爭一時的霧霾危害，至今也難見權威結論，就可見其中的信息匱乏程度之嚴重。這之中當然有信息公開機制上的缺陷，但在立體性和現代型的環境信息監測體系建立之前，職能部門能夠給出多么細致的答案，恐怕同樣存疑。這種信息上的孤立、條塊化，顯然是環境有效治理的大敵。

  可以說，無有效的“大數據”支撐，就不能使環境危害的程度被徹底的認識，也就更難兌現為有力的環境治理。于此而言，加快環境監管、監測的“大數據”步伐，以立體的方式來測量與評估環境的影響，是現代化治理的題中之義與前提條件。它的必要性還在于，任何成功的環境治理經驗都表明，化解環境危機不可能僅僅依靠某個職能部門的一己之力，民間組織和公民個體的參與同樣必不可少。而只有充分的數據公開才能確保讓每個人都置于可被認識的環境風險之下，也才能贏取環境治理上的最大動力和參與度。事實上，環境監測方面的“大數據”嘗試已經在開啟。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著名環保人士馬軍領銜的環保NGO組織——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于2006年開始先后制定了“中國水污染地圖”和“中國空氣污染地圖”，建立了國內首個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氣污染數據庫。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中強調，要像“向貧困宣戰”一樣“向污染宣戰”。而“向污染宣戰”，首先需要的就是“知己知彼”的環境信息獲取與公開，“大數據”正是其實現的重要手段之一。加快環境監管的“大數據”步伐，當被早日提上議事日程并付諸實施。

  來源：光明日報
  整理：凈康科技